▲多动症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俗称，英文简称为ADHD，核心症状是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伴有多动甚至冲动。（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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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未完全明晰。目前学界认为是由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
谈论精神疾病时都不能抛开频率、程度和其所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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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刘舒雨
南方周末记者 黄思琪
责任编辑｜黄思卓
各种各样的杂音在脑子里打架，越想拉回注意力，越是无法集中。
周晓在图书馆枯坐了一整天，屏幕前的论文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她无意识地抠着手上的倒刺，被焦虑和自责淹没。
这样身体不受意志控制的情景，在周晓身上反复出现，被她定义为懒、拖延、不自律。直到23岁那年，她确诊了多动症。
多动症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俗称，英文简称为ADHD，核心症状是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注意力集中，伴有多动甚至冲动。
ADHD一度被认为只出现在儿童身上，其实不然。《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指出，有30%-50%的ADHD患儿症状会持续到成年。我国成人ADHD患病率约为3%，患者数量保守估计超2000万人。
大量的成人ADHD群体不仅确诊难，甚至很长时间都无药可吃，直到2021年，用于治疗儿童多动症的一线药物盐酸哌甲酯缓释片，才获批成人ADHD适应症。
近年来，多国ADHD学术组织提出将每年10月作为ADHD宣传月，以唤起公众对ADHD的关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精神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陆峥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成人ADHD会严重影响学习、工作、生活、社交功能，但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与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等混淆，患者往往处于难以言表的痛苦中，很难或极少寻求帮助。”
1
被“卡住”的时刻
从小学起，周晓就发现自己不一样，她没法认真听完一节课，做作业总是会被别的事情分神。
成年后，她的生活也常常“卡住”。拿起牙刷摸了摸，发现刷毛是湿的，才想起刚刚已经刷过牙了；脏衣服该丢进洗衣机洗了，这个念头酝酿了很久，动作也花不了两分钟，却久久难以起身。
ADHD在日本有一个形象的别称——“大雄-胖虎综合征”。动画片《哆啦A梦》里，散漫拖延的大雄和冲动易怒的胖虎，恰好分别对应ADHD的两种核心症状。
和大雄一样注意力不集中，又因为经常分神而主观感到“记忆变差”，身体和生活都被失控感包围，是许多成人ADHD患者的共同体验。
注意力是怎么被分散掉的？复旦大学心理系副教授李晓茹向南方周末记者举例，去沙发上拿一件外套，对普通人而言是单一的任务，但ADHD群体可能会在路上捡起一团纸扔进垃圾桶，看到纸又想起铅笔还没削，直到半小时后坐到沙发上，还没碰到衣服，因为他们已经忘了自己一开始想做什么。
“生活中很多小事都需要运用注意力，但ADHD群体会不断被气味、声音和各种信息干扰，在他们眼里，世界是混乱的。”李晓茹说。
很多知名人士都曾公开承认ADHD给自己带来困扰。比如，近期被热议的罗永浩、美国体操健将西蒙·拜尔斯等。罗永浩曾在参与一期《罗辑思维》访谈节目时表示，小时候老师给自己写的评语永远是“该生聪明，但没有毅力，容易放弃”，“患有ADHD让我长期有挫败感”。
和孤独症类似，作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ADH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未完全明晰。目前学界认为是由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导致。
2012年发表在《认知科学趋势》的一项研究曾给出了生物角度的解释：ADHD患者的前额叶比普通人发育更迟缓——大脑信号发出了，身体却常常无法接住。
22岁确诊ADHD的盎然，觉得自己大多数时候都在“梦游”。大脑和身体似乎不太熟，渴到口干、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窗外传来鸟叫声，一看手机，三个小时过去了。“天忽然亮了，又忽然黑了”，她感到一阵惊慌，时间像是跳过去的。
浑浑噩噩的生活，让她一度产生强烈的自我厌恶：“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品行有问题的人。”
2
成年人在儿童门诊确诊
成年ADHD患者虽然数量众多，但确诊比儿童更不容易。
我国成人ADHD的诊断启动很晚，专病门诊至今数量有限。无奈之下，许多人是在儿童精神科或儿童多动症门诊确诊的成人ADHD。
2021年，有3年媒体从业经历的何品，走进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多动症门诊。在门诊现场，何品发现除了他全是小孩，“我看起来就和那些带孩子来看病的家长差不多大”。
常年的拖延、忘事令他痛苦。无法按时交稿、影响稿件发布时，何品总是陷入极度自责，又心知这样的循环会不断重现，“我变成了一个把‘抱歉’挂在嘴边的人，一直在为自己的各种掉链子而道歉”。
罗永浩自述确诊经历时也曾提到，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挂号时，能看ADHD的都是儿科大夫，医生安慰他，“在候诊区混坐在孩子中间，别人看不出你是患者还是家长”。
顶着满身的不自在，何品在母亲的陪同下进入诊室，医生分别与二人谈话，还追问了他儿童青少年时期的症状表现。
随着年龄增长，成人的ADHD核心症状会发生变化。比如，多动行为减少，转为内在的不安、忙碌感，想法总是从一件事情突然跳跃到另一件事情；执行功能的障碍增加，难以组织安排工作、家务，在完成复杂任务时缺乏计划。
与儿童常见的“坐不住、学不进”相比，成年人的这些症状更难以识别，普通人很难分清应将此归类于习惯、性格还是疾病。
ADHD症状易被共病掩盖，也是临床漏诊和误诊的重要原因。陆峥介绍，与青少年相比，成人ADHD患者共病更多，包括抑郁、焦虑障碍、双相障碍、强迫障碍、睡眠障碍等，其中近一半的成人ADHD同时患有抑郁症。
确诊ADHD前，盎然在浙江一所大型三甲医院做检查，得到的结果是“双相情感障碍”。直到在网络上刷到成人ADHD的科普视频，盎然才了解到，原来自己的“不自律”，可能是这种障碍。
陆峥参与编写的第二版《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下称《指南》）发布于2015年，由第一版《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更名而来，原指南中的“患儿”表述也在此时修改为“患者”。
陆峥指出，成人ADHD鉴别诊断在国际上已经形成一套完备的工具和流程，但在国内，《指南》仅发布10年，药品获批不到5年，临床对ADHD全生命周期的规范化诊断仍有欠缺，部分精神科医生对成人ADHD的评估和治疗手段的认知也存在不足。
3
“从梦里醒来”
“对于注意力缺失症而言，诊断本身就是一种解放。”在ADHD领域的科普著作《分心不是我的错》里，作者爱德华·哈洛韦尔说。
哈洛韦尔在哈佛医学院任教超过20年，他本人也是一名“分心者”，深深理解这一群体不断遭遇失败、被误解、被贴标签后形成的低自尊感。“对任何孩子而言，在青春期要想喜欢自己都不容易，更何况是分心的孩子。”
确诊ADHD让盎然如释重负，除了意识到“这不是我的缺点”，更重要的是“它有办法应对和改变”。
陆峥介绍，药物是目前治疗ADHD最直接、快速、有效且简便的医疗干预手段。
我国针对ADHD的用药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长效哌甲酯缓释制剂为代表的中枢兴奋剂，二是以托莫西汀为代表的非兴奋剂药物。前者是人们熟知的、唯一获批用于成人患者的“专注达”，后者则是适用于儿童青少年患者的“择思达”。
“专注达”的主要成分“哌醋甲酯”，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药物起效后，服用者会出现注意力提升、疲劳感下降的反应。由于其长时间、大剂量服用，可能带来成瘾性，作为严格管制的国家第一类精神药品，“专注达”需凭精神科或儿科专业医师开具的红色处方才能购买，临床开方时也会控制剂量。
2023年以来，在民间有“聪明药”别称的“专注达”受到家长追捧，一度陷入供应紧张。药品生产方强生子公司西安杨森曾公开回应称，2024年，中国市场的需求量大幅增长，虽然公司加大了供应量，但依然面临供应压力与挑战。
2025年9月2日，国产首款盐酸哌甲酯缓释片仿制药正式上市销售，由立方制药研发，用于治疗6岁以上ADHD患者。成年群体有了更多用药选择。
确诊ADHD后，何品拿到了两瓶、共14粒“专注达”。医生叮嘱他：“有需要的时候吃一粒，不要天天吃。”
时隔四年，何品仍然清楚记得第一次服药的感受。出门上班前，他吃下一粒药片，五分钟后，刚走进地铁站，他忽然感到自己“从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梦里醒过来”。
“我突然可以看清和理解身边的一切信息了，仿佛第一次抓住了人生的方向盘，可以完整地控制自己。”何品这样形容。
周晓也有类似的感受，药物起效较快，可以维持一天内的高专注状态，但有时也会带来食欲降低、心率升高等副作用。
这也让许多患者产生了矛盾的心态——药效之强劲，令人担心副作用和成瘾性，而开药流程的复杂，也让他们不敢完全依赖用药。
陆峥指出，精神类药物无法避免存在一定的副作用，一般无需干预，身体可以逐渐适应，患者应当权衡症状轻重，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用药。对于轻症患者，可以配合注意力训练、正念冥想、瑜伽等辅助疗法改善症状。
何品的14粒药片过了保质期，他没有吃完，也没有再去开药。他不愿意再经历一次尴尬的场景，在一群孩子中排队两小时就诊。而藏在内心深处的原因是，他不知道该不该把自己当成一个病人。
4
“社会能接受我的特质吗？”
一次，何品和同事谈起自己确诊ADHD，全场哄堂大笑，之后总有人给他发消息：“听说你有多动症？”
“他们的反应像听到了一个笑话。”何品感到后悔，病耻感涌上心头，“多动症给人的印象是滑稽的、缺乏自控力的，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生活时，有多么无力和悲伤。”
从上小学起，何品没有一天能把作业全部做完，还曾因为比别人花更少时间学习、成绩能处在中上游而沾沾自喜，直到大学和工作时受挫，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为什么我明明很想达成一个好的结果，最后却总是变成敷衍和交差？”
陆峥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很多因学习效率问题来医院就诊的ADHD患者，同样背一本书，要比平时多花2-3倍的时间才能完成。
周晓要跟上学习进度，只能靠“时间代偿”——用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做成同一件事。高中时，周晓五点半起床，十点半回宿舍，最早去教室，最晚离开，靠努力熬过了应试教育。
与抑郁、焦虑等精神障碍不同，ADHD患者表现出来的拖延、混乱、效率低下，和当代职场、学校的评价体系格格不入。
比起疾病，何品更愿意将ADHD视为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药能解决人的‘缺点’，但不代表缺点就是一种病。就像一个运动员，吃了兴奋剂能跑得更快，但不意味着他得了一种跑得慢的病。”
在《分心不是我的错》一书中，哈洛韦尔写道，这些被贴上“失调”或“障碍”标签的思维特点都是天赋。容易分心是因为他们对一切都有好奇心，容易冲动是因为他们充满了创造力，好动是因为他们精力充沛。
有人从中得到安慰，但更多人仍无法自洽。摆在上千万患者面前的，是如何与ADHD共处，适应当前的社会规则。
“我当然可以接受ADHD是我的特质，但社会能接受吗？能配合我的代码来运作吗？”在英国读研的ADHD患者慌慌反问。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ADHD、孤独症、学习障碍被纳入“隐形残障”（invisible disability），患者可以凭确诊证明获得延长考试时间、作业延期、工作中的弹性安排。但这样的机制并不具备普适性，“更多时候，我们还是处在单一的评价体系里”。
在李晓茹看来，更重要的是立足当下看问题，积极地思考解决办法，不讳疾忌医，也不小题大做。无论抑郁、焦虑，还是ADHD，谈论精神疾病时都不能抛开频率、程度和其所带来的痛苦。
“如果严重影响生活，应该采取医疗手段。也应该认识到，世界上没有全然健康的人，精神不适和身体不适一样正常，对自己和身边人多一点宽容。”李晓茹说。
盎然开始尝试为自己的生活创造秩序。在社交平台上，她找到一位“ADHD监督师”，每天询问她的学习计划、督促她按时入睡。
“我决定不再苛求自己，跟别人比较、在意自己是否按照社会时钟前进。很多时候 ADHD就是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只要比过去的自己好了一点，就是了不起的进步。”盎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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